冯维江：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应对共同挑战的新机遇******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新发展、扩大消费、理论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冯维江：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应对共同挑战的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秘书长冯维江表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自身新发展来为世界提供应对共同挑战的新机遇。第一，以创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二，以协调发展为世界提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发展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以绿色发展为世界提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第四，以开放发展为世界提供利用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五，以共享发展为世界提供促进公平正义、缩小南北差距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摘编自《光明日报》
【王微、王念：有效扩大消费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念指出，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消费，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当前出台《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系统、全面、前瞻地谋划消费促进政策体系，对持续扩大和满足内需，释放新型消费巨大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紧密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一方面，积极鼓励消费创新是加快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激励创新，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促进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完善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形成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壮大消费市场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发展活力和韧性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缓释风险和对冲外部压力，消除企业避险情绪，提振发展信心，还有利于增强发展韧性和扩大回旋余地，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同时，有效畅通消费循环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的重要支撑，有利于形成市场导向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快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活服务业发展壮大，抢占产业链的高价值环节，加快培育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另外，加快补齐消费短板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通过增加中高端商品供给和提高教育、住房、医疗等服务质量和公平可及性，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着力提升消费能级是让世界分享我国发展成果、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有利于增强中国消费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为世界各国企业进入全球成长性最强和潜力最大的市场提供更多机会，使各国企业分享我国发展的成果。
摘编自《经济日报》
【梁家峰、孙佳哲：打造群众需要的理论传播】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梁家峰、中国林科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所所长孙佳哲指出，党的理论传播要与群众需要更好结合，让党的创新理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一方面，提升引导力。适应当前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现实，创新方式方法，增强服务意识，立足差异化特点，因地、因人、因事制宜，为基层提供“菜单式”专题性、定制化、高端化服务；强化问题导向，对于基层关注的理论热点和民生问题，及时组织专家学者、职能部门领导面对群众开展深度解读，既要讲清楚“为什么”，又要讲清楚“怎么办”。另一方面，增加感染力。必须转变观念，把艰涩的理论进行故事化再塑造，认真遴选素材、精心打造故事，讲坛上围绕主题推出典型案例故事，各种理论刊物要多摆事实、讲故事，广场上的百姓宣讲从家长里短讲起，把百姓故事和中国故事结合起来，网络新媒体上更要善于把理论变成动漫故事、微视频故事。同时，加强吸引力。精心策划，积极开设理论传播公众号，通过精准策划，区分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推出精品理论栏目，积极抢占新媒体理论宣传阵地；拓展渠道，推出系列多样化衍生产品，将权威辅导报告编辑制作成PPT、图解、H5、微讲堂、理论漫话等节目形式，实现多形式立体化传播。
摘编自《学习时报》
【王义桅：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四个自信”，彰显中国自觉】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彰显现代化的中国自信与自觉。一方面，使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体现了我们的“四个自信”。一是道路自信，中国始终坚持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推动发展，在推动发展中促进世界和平；二是制度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三是理论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深刻回答了“谁的现代化”“现代化为了谁”“实现现代化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四是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的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中国自觉，中国式现代化自觉进行伟大斗争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与人类现代化相对应的更具包容性叙事，避免了西式现代化的思维依赖、路径依赖、体系依赖，走自主现代化道路，构建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重塑全球政治生态体系，自信自觉地开展现代化叙事。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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